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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

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主的一种哲学思潮。《晋书·陆云传》：“﹝云﹞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北齐书·羊烈传》：“﹝烈﹞能言名理，以玄学知名。”金元好问《通真子墓碣铭》：“居玄都垂十稔，虽日课校讐，其参玄学、受章句，自远方至者，源源不绝。”中国古代研习道家学说的学校。《宋书·隐逸传·雷次宗》：“元嘉十五年……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唐玄宗时又崇玄学”。《新唐书·选举志上》：“﹝开元﹞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其生，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形而上学(metaphysica)的另一译名。原指研究超经验的东西的学问，或用作哲学的别称。从黑格尔开始，又赋予“形而上学”一词以新的含义，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语。毛泽东《矛盾论》一：“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

玄学是一种与科学相对的理论，它回答的问题是人类已知的西方科学无法回答的问题。这类学问的指导思想，是一种东方哲学的思维方法，我们对于自然界以及西方科学的研究，应尽量以它作为指导，会有建设性的发现和成果。玄学也是一门学问，其学术性不能用现当代科学的尺度衡量。玄学和科学在问题研究的方法上的存在本质区别，玄学是用纯解释的思路作研究的，科学是用求证的思维作研究的。因为玄学的纯解释性思维特点，使玄学在研究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其结果可能千奇百怪，至于真正接近真理的结果就很少，但这并不影响玄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存在性。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玄学是对道家的表达。可以说玄学是道家的一种分支或改进。玄学

“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言道幽深微妙。东汉末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正统儒家名教之学也开始失去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形而上的哲学论辩。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它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魏晋人注重《老子》、《庄子》和《易经》，称之为“三玄”。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魏晋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世界万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个本体，形形色色的宇宙万物，都是这个本体的表现，即所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把宇宙的全体看成是由万物自身所构成的，即所谓“始生者﹐自生也”，“总混群本﹐终极之道也”。

产生原因

玄学的出处有二。一是在江湖人的口中，一直流传着一则充满神秘而又与我国传统文化有关系的故事。故事要追溯到四千六百多年以前。话说盘古开混沌天地，女娲娘娘炼五色石补天之后，我们的祖先--黄帝公孙轩辕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情形下诞生了……后蚩尤作乱，黄帝得天神相助，授以天书破蚩尤妖术，擒杀蚩尤统一天下。传说中的天神就是九天玄女--女娲娘娘。黄帝平息战乱以后，命仓诘造字，将九天玄女所授天书内的各种秘术记载下来，此书就是后来被江湖人视若瑰宝的《金篆玉函》。黄帝留下来的秘籍，在周朝被姜太公在昆仑山得到，他利用秘籍上的方术助周伐纣，使周朝有八百年的统治。战国时又传到鬼谷子--王禅老祖手中。他将秘术传给徒弟--苏秦、张仪、孙膑、庞涓，而使其徒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将相之才。到了汉朝，张良于黄石公处得秘籍，旺汉四百年。《金篆玉函》就这样在神奇的方式下一代一代的传承，到了三国时代传到诸葛亮手中，辅备夺得三分天下。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期间虽然也有得到《金篆玉函》者，但大都不全，如诸葛亮得到是道术，郭璞、杨筠松得到的是堪舆术（阴阳风水）。在宋朝得到《金篆玉函》的是一代鸿儒，著作等身的旷世学士朱熹。迨及明朝，刘基（字伯温）得到《金篆玉函》，助朱元璋创立大明江山，后全身而退。《金篆玉函》经过四千年的流传，期间内容有散佚增删，或有分歧而产生了很多流派。大致分为：山、医、命、卜、相，统称为玄学五术。二是魏晋名士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于是古文经学代之而起。同时由于选举名实不符，欺世盗名、贿赂公行的现象比比皆是，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到了党锢之祸发生，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西汉初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君权被极大地加强了。之后董仲舒将“天、君、臣、民”的模式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加以明确。所谓“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君臣关系做了清晰简明的阐释。此后汉朝士人，以尽忠于皇帝，尽忠于朝廷为理想品格。士人忠于社稷的心态，是非常普遍而真实的。那时的士人，在感情上“与大一统政权是一体的，有一种亲近感”，以维护、巩固这个政权为自己的职责，为之献谋，为之筹划，为之辛劳，也为之忧虑。当时的官员，有“循吏”之谓。循吏对中央政权耿耿忠心，敢于上书进谏，且出于真心。汉哀帝宠幸男宠董贤，王嘉上书极谏，惹怒哀帝，而被治罪。当狱卒凌辱他的时候，他喟然叹息，他说自己罪当死：“贤，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佞邪乱朝，而不能退”。而对于地方治理，则竭忠尽智，立足于“以礼义化民”。光武时的桂阳太守卫飒，整治桂阳郡，“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循吏之行善政，意不在为私；附和上级，以求得上级的赏识，是为私，于己之士途诚然有益，而循吏之着眼点，则在为国为君，“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不敢窃天官以私己。在西汉前期，循吏的命运大抵不错，即使有时难免受到错误的对待，但大抵最终还是受到赞许。但到了东汉前期，情形有了些许变化：循吏行善政的条件变了，天子、循吏、下民——正如董仲舒所提出的“天君臣民”相连结的环境逐渐消失。一些循吏终生不受重用，可看出桓灵之世朝政腐败，已经失去了循吏行善政的基本立足点——他们要为君，而君并不重视，循吏所秉承的大一统时代的儒家道统已经松动，政治上日益的无可作为，在世人当中“循吏”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这时的文人，也在心理上表现出对于大一统政权疏离。东汉末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于桓灵之世达于极致。此后董卓废帝，群雄并起，东汉以亡。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士人，由于受到儒家正统思想哺育而成长，君臣之义是他们立身的基本准则。外戚宦官“窃取朝政，临逼主上。淆乱君臣之义”，使得士人痛心疾首，无比愤慨。士人争相进谏，上书陈词，然而他们的命运都是悲惨的：乐恢上书要求抑制窦宪权柄，以改变君臣失序的状况，然而不仅没有为皇帝所接受，甚至最后被窦宪指使州郡官吏胁迫服药自杀。安帝时宦官专权，杨震数次上疏，未能奏效，后被遣归乡里，在半路饮鸩自杀。杨震在当时是一代名儒，他的死引起了很大震动：“道路皆为陨涕”。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对于士人心理来说，无疑是极大地挫伤。他们反对宦官外戚，本意是维护朝纲，完全是忠于皇权，一心一意维护儒家道统和大一统的朝廷，但这个他们一心维护的政权，已经完全腐败，所以他们得到的只能是一次次的失望。之后的士人，甚至因反对昏乱之朝政而获得社会普遍同情，声望也因此而提高，李固、杜乔被害，郭亮董班敢于临尸痛哭，最后终于隐居不士。所谓“匹夫抗愤，处士横议”为当时士人风貌之极生动的写照。此后，“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黄老思想也开始兴起，如王充的《论衡》便公开反对神学的目的论，名法思想开始产生影响。在思想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士族社会开始形成。荐举制度和官僚家族的政治因素、独尊儒术与经学世家的文化因素以及庄园经济与乡里豪强的经济因素结合，便形成了士族。庄园经济自给自足、多种经营的特点影响了士族人格的独立性，在士族知识分子之间，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开始行成。在这个阶层平面，要求在学术上平等交谈，自由聚会；在思维方法上尊重理性；在人性论上要求“自然”；在政治上要求君主“无为”。这些变化是“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郭象《庄子注》

而士族社会对个性自由与封建秩序的双重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表现为魏晋精神世界中“名教与自然”的学术主题。建安时期，曹氏为首的建安名士们思想极为混杂，他们有反儒家传统的精神，推崇黄老的“因循”原则，校练名理，同时又受老庄思想影响，崇尚放达。而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人物品评是汉魏之际士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魏晋清谈、言意之辨、以及玄学贵“无”思想均萌生于此。魏文帝时﹐刘劭着《人物志》﹐以名家﹑法家立言而杂糅道家思想﹐并把人物品评的一般原则提高到哲学高度进行探讨，是研究魏晋玄学形成的重要资料。《人物志》的全材与偏材关系的学说，从人才角度发展了黄老道家的“因循”政治哲学，为道家与儒、法、术各家的思想融合，提供了理论途径，对魏晋玄学产生了直接影响。魏晋玄学政治学说的核心论点，是“因循”时代需要，灵活运用儒、法、术治国，表现为圣人无为，各种人才各尽其能。作为儒学根本的《周易》之学﹐此时由于拘执于象数十筮﹐义理隐晦﹐产生了对易学重新探讨的需要。在这种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之际﹐玄学一词并未广泛流行﹐其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即所谓“玄风”。大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少数依然维护着封建的伦理观念。

编辑本段基本特点

①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②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裴頠则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③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郭象则主张独化说，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为自己的本体。④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目的。王弼用以老解儒的方法注《易经》和《论语》，把儒道调和起来，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郭象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理论，认为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是一致的。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表现出反儒的倾向。⑤以“得意忘言”为方法。针对汉儒支离繁琐的解释方法，王弼、郭象等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⑥以“辨名析理”为其哲学的思维形式。玄学家重名理之辨，善作概念的分析与推理，辨析名理是其思维形式的基本特征之一。

编辑本段研学范畴

玄学就其哲学范畴来讲，可称其为形而上学，“形而上”简单来说既是抽象出来的意思，玄学也便是对一些抽象内容以生动的方式方法进行解说和发展。而就其盛行时代玄学亦可称其为魏晋玄学。玄学产生于魏晋盛行于隋唐，这和当时的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魏晋说白了就是三国演义那段时间，天下大乱，所以文化上比较繁荣。一般天下大乱时思想百家争鸣。有一句话可以概括玄学的特色：隋唐精神，魏晋风骨。这两方面原因加在一起，注定玄学，既带有神秘深奥的一面同时也有着满足精神世界慰藉心灵的作用，同时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先秦之后又一次思想碰撞融合。后来玄学的内涵被不断扩充，不断被后世方术家所充实。产生了包括山、医、命、卜、相在内的五种体系，这些玄学体系的思想借鉴于先秦的阴阳学说，而这些思想并不是直接借鉴而来的，主要是由于汉时道教的兴起，在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时候，除了引《道德经》为经典的同时，也把阴阳学说五行演德学说一起丰富起来，所以玄学同道教的渊源极为深厚，可以说都是国学思想组成和传承的一部分。山所包含的内容是指修身养性，静坐内炼等，大略可以包括有：导引、内丹术、外丹术、武术等。代表著作有《太清导引养生经》、《伍柳仙踪》、《唱道真言》、《铜符铁劵》、太极拳、五行拳等。医术则就是古代中医系统，治疗手段分为：针灸、汤剂、推拿、祝由等。代表书籍有《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脉经》、《针灸大成》、《本草纲目》、《汤头歌》等。命理所指就是占算人生命运的学问。大略分有：四柱、紫微斗数、九星论命等。代表著作有《渊海子平》、《滴天髓》、《紫微斗数全书》等。卜，所指就是占卜运程的行为，大略分有：六爻、梅花、六壬、奇门等。代表著作有《易林》、《增删卜易》、《梅花易数》、《皇极经世书》、《大六壬全书》、《奇门旨归》等。相术观察人的面貌、地理环境等方法。大略分为：面相、手相、风水等。代表著作有《柳庄神相》、《麻衣神相》、《地理全书》等。

编辑本段发展阶段

玄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魏晋玄学可分为四个阶段或学派：以何晏（公元190－249年）、王弼（公元226－249年）为代表的正始玄学（公元240－249年），代表作有《无名论》、《周易注》与《老子注》；以嵇康（公元223－262年）、阮籍（公元210－263年）为代表的竹林玄学（公元255－262年），代表作有《嵇康集》、《阮籍集》；以裴頠（公元263－300年）、郭象（公元253－312年）为代表的元康玄学（公元291年前后），代表作有《崇有论》和《庄子注》；以张湛、韩康伯为代表的江左玄学（公元317年前后），代表作有《系辞注》和《列子注》。此外，东晋时期佛教兴盛，玄学与佛教相互吸收发展，僧肇等便是这一时期玄学代表。正始时期的玄学家可以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尤以王弼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正始名士形成与魏明帝太和时期，被称之为“四聪八达”，主要人物有何晏、夏侯玄、诸葛诞、荀粲、裴徽等，曹芳登基第二年，改年号为正始（公元240－249年），“四聪八达”分子纷纷掌权，史称“正始名士”，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思想。之后又有王弼、钟会等少年思想家总结并升华了早期正式名士的思想成果，奠定了早期玄学的理论基础。正始时期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用道家思想解释《周易》。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是世界的本体﹐“有”为各种具体的存在物﹐是本体“无”的表现，是玄学的贵“无”一派。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自然与名教(一般指以正名份﹑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的关系﹐宣称名教出于自然﹐尊卑名份是自然的必然结果﹐应当乌衣巷

反映自然。何晏作《道德论》﹑《论语集解》﹐王弼注《周易》﹑《老子》﹐着《论语释疑》﹐皆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企图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王﹑何等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玄学家的著作也多采用问答辩论的文体。王﹑何等人出自儒家﹐身居显位﹐而又寄托心神于老庄﹐显示超脱世俗的姿态﹐既能辨护世家大族放达生活的合理性﹐又能博得“高逸”的赞誉﹐所以玄学在短时间内蔚然成风。以高平陵政变（公元249年）为界，竹林之游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竹林名士的玄学思想倾向与正始玄学相同，持“名教出于自然”的观点，这时期的著作有阮籍《乐论》、《达庄论》；嵇康《声无哀乐论》、《养生论》、《明胆论》、《释私论》等；后期玄学思想倾向发生了逆转，表现为激烈批判名教，持“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目的是抵制司马氏的名教之治。竹林玄学(约255～262年)以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哲学上嵇﹑阮与向秀（约公元227－280年）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嵇康、阮籍作为竹林名士，主要活动时期应在司马氏当政时期，嵇﹑阮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他们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掩饰政治上的残酷、腐败极为不满﹐否认自然与名教一致。此时嵇康著《难〈自然好学论〉》、《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有咏怀诗，著《大人先生传》，表达了激烈的批判名教思想。王弼

向秀与嵇﹑阮相反﹐认为自然与名教不相矛盾﹐用“称情”﹑“得性”解释“自然”﹐提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的主张﹐认为人的欲望与自然“不得相外”。在有无关系上承认有一个“不生不死”的生物之本作为万有生生化化的根据﹐但引进了“自生”﹑“自化”的概念﹐成为玄学发展中从王弼的贵无向裴﹑郭象的崇有过渡的中间环节。向秀的主要著作有《难〈养生论〉》、《庄子注》。太康十年（公元290年），晋惠帝即位。元康元年，太后贾南风掌权，而后出现了9年的和平年代，即元康时代。元康年间，随着西晋开国元勋自然生命的结束，西晋前期的礼法派已不复存在，礼法派的子弟开始了玄学化过程，与玄学家族的后代融为一体，于西晋元康时期走上了历史舞台，史称“元康名士”。元康名士分为两代，一为中年稳健派，以王衍、乐广、裴楷为代表；一为“元康放达派”，以王澄、阮瞻、庾顗、谢鲲等“八达”为代表。元康玄学(约263～316年)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嗜酒极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达。这种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学贵无派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使它走向没落。二是沿着向秀的思想发展为裴和郭象的崇有论哲学。裴頠，裴秀之子﹐作《崇有论》﹐指斥时弊﹐批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重新肯定名教的作用。哲学上提出“至无者无以能生﹐始生者自生也”的观点﹐反对在万有之外去寻找事物的本体﹐认为万物是“自生而必体有”﹐没有别的东西作为其存在的根据﹐从而完成了从贵无向崇有的过渡。郭象进一步发展了裴頠的崇有论思想﹐提出“无不能生有”﹑“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等新的命题﹐并在万物“自生”说的基础上提出“独化”的概念。郭象否定一切宇宙本根的存在，建立了“性”本体论哲学，将每个生命的自然本性，视为其生成变化的终极依据，以此确立竹林七贤

了人在宇宙中心的地位。作为彻底的无神论者，郭象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神力的存在，对《庄子》中所有的神话，均作了“寄言出意”的理性解释。在命运问题上，不仅否定了宇宙力量的存在，而且极端地否定了一切外因，认为“性分”是命运的最终决定因素，堪称汉唐之际无神论命运学说的巅峰之作。在此基础上，郭象提出圣人处于“与物冥”的状态，即与外物没有差别，故能实现无待的逍遥。而凡人只要适其“性分”，也可达有待逍遥。东晋玄学可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建武到永和年间的中兴名士，代表人物有王导；永和到太元年间的永和名士，代表人物有司马昱、谢安；以及太元到义熙年间的太元名士，代表人物为韩康伯、张湛。江左玄学以张湛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时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进一步导致思想上的空虚。因此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便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张湛注《列子》﹐综合崇有﹑贵无学说﹐提出“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的思想﹐把世界和人生视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虚伪无常﹐主张采取“肆情任性”的纵欲主义人生观﹐把玄学引入了绝境。这在政治上反映了门阀士族的没落。东晋以后﹐玄佛合流﹐般若学各宗大都以玄学语言解释佛经。因此﹐讨论非有非无的佛学取代了讨论本末有无的玄学﹐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编辑本段影响与评价

中国哲学发展到魏晋时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魏晋玄学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它比较注重抽象理论的探讨，而抽想理论则需要通过一系列哲学概念以及这些概念间的逻辑关系表现出来。因此魏晋玄学使中国哲学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间的关系的探讨大大发展起来，尽管许多概念在以前的思想中也使用过，但魏晋玄学家却给了他们以新的意义。此外在命题、理论及其方法上魏晋玄学也有了极大发展。玄学这种思潮，它所倡导的人生态度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为后世人或讥讽或仰慕，影响深远。作为当时名士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反对虚伪礼教、崇尚自然任情自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放达的一面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关键在于人们对于“自然”的理解。由于魏晋玄风的影响，人们思想得到了解放和开阔，由于其飘逸自然的特殊作用，使得魏晋时期的文学、书法、绘画等艺术都具有了超凡脱俗、超然尘世、自乐逍遥的风格以及对自然的爱好与崇尚。正是因为这些因素，魏晋风度与魏晋文艺得以成为美学的永恒的话题。

编辑本段学术疑问

1、以洛阳为中心，在何晏周围聚集的士人。王弼、钟会、荀融。 2、以夏侯玄为中心的名士。 3、正始中期以后出现的竹林名士。玄学的理论问题？ 1、圣人有情无情问题——何晏 2、本末有无的问题——王弼 3、声无哀乐的问题——嵇康 4、公私问题——嵇康 5、养生问题——嵇康 6、言意关系问题——荀粲玄学的存在方式？玄谈、著论、注释《老》《易》《庄》为何谈老庄？战乱之时，圣道不行，儒学衰微，经学自身没落。儒家礼教束缚减弱，政府主流价值观缺失，思想控制衰弱，文人思想愈加活跃，开始思考一些看似很玄虚的问题。

自有人类诞生就有占卜了。只不过每个民族各有自己的占法。中国的传统命理，是以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加之物以类象构建起来的预测方法。命理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既包括哲学又包括逻辑学。还有天文数学等等学科。因此说，它是一门学问，一门理论深奥庞杂又有科学性的传统文化。它本身根本就不具备神秘，也没有什么神秘性可言。人人都可以掌握，只要你学你就会。但是会与精终究是两码事。凡是占卜高手，都是经过十年或几十年的不断学习，不断探索，日积月累才能取得一定的成绩。鄙人潜心学易接近三十年了，有时在实际预测中还是感觉很吃力。因此说，人都是学而知之，不是生而知之。在民间，一些不知内情，不了解占卜真相的人，把占卜术搞的神乎其神。于是便有一些大骗子，小骗子参与进来，装神弄鬼，骗人钱财，有的甚至奸淫妇女。进而出现一种奇怪现象，真的干不过假的，有学问的干不过瞎蒙的。所以我认为，要想发财的人，最好不要悟此道，只有那些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的努力学习，而且有悟性，有爱好的人们，才能取得好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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